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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新作《信誓》參與北影節“天壇獎”角逐

    幾十年來,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憑借強大的敘事能力和油畫般質感的電影畫面驚艷了全世界。今年,導演也帶來了新作《信誓》,參與“天壇獎”的角逐。

    幾十年來,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憑借強大的敘事能力和油畫般質感的電影畫面驚艷了全世界。今年,導演也帶來了新作《信誓》,參與“天壇獎”的角逐。

    本次北影節大師班,比利·奧古斯特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炎進行了深度對談,介紹了他的創作生涯,從早期作品到好萊塢創作階段到在中國的電影創作,導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為我們帶來了一場詳細、深入的電影大師課。

    比利·奧古斯特電影大師班現場

    前期創作與“成長”主題

    在對談中,比利·奧古斯特對他的早期創作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表示,包括《巴斯特的世界》《兒童城》在內的影片都是圍繞兒童,來展現“成長、尋找自我與發現自我”這一主題。這些影片中的主角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表現出來一種很天真的狀態,不諳世事”,而自己非??释ㄟ^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去講述一個人的成長經歷。這些電影成為比利·奧古斯特創作的起點,“成長”也成為其電影創作的一個主題。“在我之后的一些創作中,我也希望能夠去展現這種故事的線條。”

    比利·奧古斯特電影大師班現場

    真正讓比利·奧古斯特成為世界級導演的,是他的作品《征服者佩爾》,影片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也是其電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影片改編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丁·尼克索的小說,關于這部小說,比利·奧古斯特表示,它講述了主人公童年時期的生活,包括父親對孩子的愛。孩子接受這種感情,慢慢地長大,最終變成了一個征服者。不僅如此,我們也從這個故事中看到一個國家對于外來移民的態度,奧古斯特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創作中觸及這類主題,是因為“我想去給這些人發聲,通常他們的聲音沒有辦法被這個世界所聽到,如果把這些人當成二等公民對待的話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們需要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去對待彼此。他們也有他們的生活和尊嚴,而且你需要去尊重這種尊嚴。”

    《征服者佩爾》劇照

    無論是70年代的《征服者佩爾》,還是2018年的《幸運兒彼爾》,都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丹麥的故事,然而它們卻映照了20世紀甚至21世紀,這種超越時代和國家的特性,貫穿了比利·奧古斯特的整個創作生涯。對于自己電影的超越性,比利·奧古斯特表示,“最重要的也是最讓我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永遠不會過時。怎么去講述這個故事,怎么能夠讓觀眾去和這個故事線有互動,讓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有一種參與感,也是我在創作中一直都會思考的問題。”

    電影創作過程中的文學改編

    比利·奧古斯特無數次把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在丹麥國內受到關注,也享譽世界。如何能讓自己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圍內收獲共鳴?如何能將文學作品成功搬上電影銀幕?大師向北影節大師班觀眾傳達了諸多訣竅。

    “我們要忠于原著,但想要忠于原著就要先不忠于原著。改編過程當中,我們要排除我們不希望放在故事當中的內容,逐步展開電影故事,將一個文學作品轉換成為一個電影的劇本。”以《征服者佩爾》為例,比利·奧古斯特認為,“通過這個故事,我想要表述的主要是一個年輕人,他遇到了什么樣的事情,他的父親是怎么樣對他的,這對他的行為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這個就是我電影主要的故事結構。在小說當中還有其他一些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故事,而在確定了這條故事線之后,我就要把它以外不必要的內容都排除掉。”

    比利·奧古斯特電影大師班現場

    除了讓故事本身足夠聚焦、足夠有趣之外,如何拍攝影片、如何進行場面調度也是比利·奧古斯特最關心的問題。對此他表示,“實際上我一開始是一個攝影師,所以我每一次在拍攝一個場景的時候,都會思考我們怎樣讓這個場景有電影感,如何進行場面調度,如何去設置場景,我們要決定我們的角色在這些場景當中應該站到哪里,使得整個電影更加有吸引力、更加有趣。”而在這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需要讓整個場景和調度服務于我們的敘事。”

    大師間的合作與友誼

    談到自己風格的形成,比利·奧古斯特表示,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對其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我的個人風格是在60年代到70年代之間逐漸建立起來的,我身邊有很多大師,比如伯格曼,給我造成很大影響,是他們讓我意識到,我對于人性以及人際關系是非常感興趣的,我可以展示出靈魂當中的秘密,我希望不斷深入挖掘,從而了解我們作為人類是什么樣子的。”

    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

    事實上,比利·奧古斯特不僅深受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的影響,二人也有著十分深厚的友誼,在本場大師班中,導演也向觀眾詳細講述了二人的忘年交。他表示,伯格曼之所以把自己撰寫的劇本《善意的背叛》交給他來拍攝,是因為影片“對身體上的要求太多了,所以他(伯格曼)自己無法親自執導這部電影。當時他和我取得聯系,我還去了瑞典跟他見面。伯格曼當時表示,‘我自己是導演也是編劇,但是我知道,這部電影將成為你的作品,我不愿意去干涉’。后來,我們整個合作的過程非常緊密,有什么疑問都有交流。”比利·奧古斯特說道,“我們的友誼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展。拍攝過程中臨近圣誕節,伯格曼就邀請我在他家里過節。”

    比利·奧古斯特電影大師班現場

    直至今日,比利·奧古斯特深切地懷念他的精神導師伯格曼。他表示,“伯格曼的確是一個大師,他能夠很好地去講述夢和現實之間的關系,很少有導演能夠像他做得這么完美。對于我自己來說,我也想去講述夢和現實之間的關系,但是我覺得伯格曼顯然做得更好。”

    從丹麥本土走向好萊塢

    比利·奧古斯特除了深耕本民族故事和文化之外,也曾赴好萊塢進行電影創作,改編了一系列世界文學巨作。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拉美文學《金色豪門》和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

    針對《金色豪門》的改編過程,比利·奧古斯特表示,“這個故事具有拉美背景,而拉美的情況和丹麥非常不同,所以當時我和《金色豪門》的作者去南美(智利)待了很長時間,希望去了解當地的文化,并且之后還是決定用當地的語言來完成這部電影。”另一方面,奧古斯特也在故事中挖掘出一些與自己之前創作相似的共性,“《金色豪門》雖然發生在南美,但它也是講述了家庭和人際關系,正是基于這點,我才能對這部作品改編無礙。”與之類似,比利·奧古斯特對《孤星淚》也有著深刻的見解,如何重新闡釋維克多·雨果也成為其職業生涯中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他表示,“其實我知道,應該是有23種不同版本的《悲慘世界》的電影,那么為什么我要拍呢?我其實希望去關注‘原諒’這個主題,對于人來說這個也是一個非常美妙的一種特質,可能它也是感情、愛情中的一部分。”

    比利·奧古斯特談人與人關系及《悲慘世界》的改編

    關于好萊塢電影的制作,比利·奧古斯特表示,在好萊塢拍攝電影是比較復雜的,因為好萊塢歸根結底就是一樁生意,好萊塢拍電影關注的并不是電影本身,而是金錢。比利·奧古斯特認為,“(好萊塢)是我生命中非常難處理的一部分,因為可能你最后拍攝的電影其他人也都能拍出來,這部電影本身就沒有了任何特殊的意義。所以,我也不太確定我還想不想拍攝典型的好萊塢電影了。”

    正是在走向好萊塢的過程中,比利·奧古斯特開始不斷思考自己與本民族文化的關系。“如果我們去拍一部丹麥的電影,有非常強烈的丹麥身份,這種當地文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丹麥,意大利、中國等國家也是一樣。對我而言,本土的就是世界的,而好萊塢電影如果一開始就是想沖著國際化去做,它反而很可能會失敗。”

    《烽火芳菲》與中國之旅

    2017年,比利·奧古斯特在中國拍攝了《烽火芳菲》,“當時我是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做一個評審團的評委,并且有一個機會去做一部中國影片。我當時就在想,如果有這個可能性的話,我該怎么做,怎么在中國拍攝一個電影?”事實上,比利·奧古斯特一直以來對中國文化都有著十分濃烈的興趣,“我確實當時看了很多中國的小說,這些小說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它們有一種非常宏大的敘事,這與影片呈現的感覺非常契合。”

    當然,對于比利·奧古斯特而言,最大的問題無疑是影片的本土化問題。如何面對挑剔的本土觀眾,如何讓影片更具有本土性,是導演在籌備過程中一直在思考,并試圖解決的問題。比利·奧古斯特表示,“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南非的劇作家寫的,但是我們的確是請了一些專家來審訂這個故事,希望能確保它的真實性,保證歷史細節可以被真實地反映出來。”

    《烽火芳菲》劇照

    影片《烽火芳菲》對比利·奧古斯特的職業生涯而言,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此之后,奧古斯特開始更多的關注中國電影產業。對于中國電影產業,比利·奧古斯特滿懷信心和期待。“其實我覺得中國電影行業還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也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中國電影走出中國。”與此同時,他也希望中國的電影人更多地關注本土文化,“可能不需要去做好萊塢式的電影,更多地應該關注于中國本身的特點,將中國文化發揚光大。”

    比利·奧古斯特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夠回到中國拍攝電影,因為這里是他的“福地”。“其實我們現在在做一個中國的項目,但是現在為時過早,還沒有辦法透露太多。之前也說過,我很期待能夠再次回到中國,這樣的話能夠去做更多的電影,因為在中國拍攝電影的體驗是非常好的。”

    回歸本土的創作

    《烽火芳菲》之后,比利·奧古斯特再次回歸本土創作。2018年,奧古斯特創作出《幸運兒彼爾》,這部時長近三小時的影片一舉奪得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

    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故事進行改編,比利·奧古斯特表示,是因為“《幸運兒彼爾》在丹麥是一個口口相傳的非常好的故事,十多年來我一直都希望可以把這個故事講述出來。其實,整部電影講述的又是成長、原諒等主題,這是丹麥文化當中非常美妙的一部分。”對奧古斯特來說,《幸運兒彼爾》不僅僅是一個19世紀的丹麥故事,“彼爾是一個工程師,他想給大家介紹一種替代能源,而當今的歐洲正面臨這樣的能源問題。個人主義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話題,正是因為這個話題,使得故事充滿了現代性,和我們當前的生活息息相關。”

    這部影片的預算是800萬美元,對丹麥電影來說無疑是一部巨制, 融資并非易事,但比利·奧古斯特是有自己的訣竅的。他表示,“在丹麥這樣的國家,我們想要去籌集到這么多的預算和資金是比較有困難的,所以在工作過程當中,我們一方面做的是一個故事片,另一方面也把它做成一個電視電影,以此來獲得多方面的資金。”此外,丹麥政府也會對一些電影進行扶持。他解釋道,“丹麥電影研究院有義務每一年對25部電影提供扶持,這些電影需要使用丹麥的主創團隊、丹麥語以及丹麥演員進行制作。這樣的政策可以更好地幫助丹麥演員以及丹麥主創團隊進行磨練和練習。”

    比利·奧古斯特談表演

    今年,奧古斯特導演執導的影片《信誓》也將參與“天壇獎”的角逐。對于這部電影在北影節的表現,比利·奧古斯特充滿期待。他表示,這個故事是根據一個真實事件改編的,“整個故事就是探索兩個主角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的關系對身邊人的關系造成了怎樣復雜、深刻而微妙的影響。”至于這究竟是怎樣一部影片,導演希望觀眾能夠在北影節期間前往影院親自感受,我們也期待這位丹麥電影大師的新作在北影節上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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